人文齐鲁|自古齐鲁多名师

文|刘永加

教师节之际，回望齐鲁大地的教育传承，自古文脉绵长，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不仅是至圣先师孔孟故里，更孕育了无数影响中国教育史的名师巨匠。从南北朝颜之推开创家庭教育先河，到北宋孙复于泰山书院传道授业，从蒲松龄革新私塾教学，到杜受田以帝师之姿塑造王朝继承人，共同构建了齐鲁“重教尚学”的底蕴。他们或著书立说奠定教育理论，或创新教学打破陈规，或通过师道传承影响朝政，在私塾、书院、宫廷等不同教育场域中，诠释了“师者”的深刻内涵，在千年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颜之推：家教的先行者

颜之推(531-约597)，南北朝时期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颜之推非常重视儿童教育，尤其是注重儿童的早期教育，甚至最早提出了胎教的理论。他认为，人的一生都要学习，应珍惜时光，幼年“固须早教”，少年不可“失机”。他支持才艺教育培养，但反对低级趣味的课外才艺教育。在家庭教育方面，他是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为此，他专门撰写了家教专著《颜氏家训》，传之后世。

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育子弟立志，树立较高尚的生活理想。齐朝有位士大夫，介绍自己的教育经验时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这位士大夫教育儿子抓得很紧，不仅学习“外语”，还要学习才艺——弹琵琶，这本来也无可厚非，可是这位士大夫的目的不一样，他教儿子学才艺是为了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以博得名利。这种才艺培养，被颜之推视为志趣低下，实在可鄙，“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即使依靠这个技能，做到卿相这样的高官，我也不愿你们去做——他一再劝诫子孙不要效仿。由此可见颜之推家庭教育的思想导向。

当然，这不影响颜之推在人才培养方面强调博学多闻，他除了要求子孙掌握好经学、文史外，也大力提倡对百家知识的学习。他说：“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他认为，不仅要学好一切利于生存的农工商技能知识，其他包括医学、音乐、算术、书法、棋艺、射箭、绘画等都要知晓大概，既为求生计，也可当作闲情逸致丰富生活。对于医学，颜之推认为：“医方之事，取妙极难，不劝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药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为胜事。”其中包含学点医学，对日常生活大有裨益，紧要时刻能救命之意。对于琴艺，他说：“《礼》曰:‘君子无故不撤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洎于梁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大同以末，斯风顿尽。然而此乐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显然，颜之推倡导的多才多艺是正能量的、阳光的，他鼓励和引导后人做到博学多能，也是为学紧迫的需要：“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

孙复：“泰山先生”书院讲学

孙复(992—1057)，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北宋理学家、教育家。有考证说孙复是孙武第四十九代孙，可见他与齐鲁大地颇有渊源。孙复与胡瑗、石介一起被称为“宋初三先生”。孙复32岁后退居泰山，专心讲学授徒近20年，安贫乐道，聚书满室，教导弟子儒道思想，乐此不疲，人称“泰山先生”。

早期，尽管孙复满腹经纶、学贯古今，却四举进士不第。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孙复结识了泰安人石介，石介对孙复的学识和人品十分佩服，听闻孙复屡次落榜，甚为伤悲，专门为他写了一首诗《赠孙先生》：“世无伯乐不识马，眼看骐骥如驽骀。先生今年四十四，才似皋夔胡为哉。泰山山下水照石，溪声濊濊白云堆。我居其间构茅屋，好与先生归去来。”由此，石介决心邀请孙复来泰山讲学。

泰山地区自古文化发达，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儒学传统，讲学、求学之风兴盛。景祐二年，在石介的积极奔走和筹划下，孙复来到泰山，从此开始招生授徒、创办书院的教育生涯。石介筑室泰山，创立泰山书院，为孙复讲学服务。为重建师道，石介又拜孙复为师，并与张洞一起以弟子礼师事孙复。

孙复一到泰山，即开始授徒教学，求学者慕名而来，络绎不绝。早期的泰山书院规模还很小，教室也都是草堂，但随着四方求学弟子不断增多，已不能满足需要。景祐四年(1037)九月，在石介及其他弟子的支持下，书院再建新馆，第二年正月落成，孙复特别高兴，将其命名为“信道堂”，并作文以记之。其学生祖无择遂赋诗《留题泰山孙复先生新居》以贺：“筑室新成日观前，乱云重叠称高眠。人逢扪虱惊旁若，众望乘驹咏贲然。名理静谈谁捉尘，古书闲校自磨铅。行闻天子东廵狩，羽葆亲临此礼贤。”

经过五六年的发展，泰山书院成为当时鲁地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机构，孙复也名闻天下。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七月，石介作《泰山书院记》，高度赞扬了孙复的教学成就，称孙复是继孟子、扬雄、王通、韩愈之后又一“贤人之穷者”，“足以相望于千百年之间矣”。

孙复在泰山书院期间，深入研究儒家经典，广收门徒，讲道授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人皆为一时精英，均成为国之栋梁。

蒲松龄：打破常规的塾师

著名文学家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大多数时间都在教书，以此养家糊口。他是塾师的典型代表。

当时把设私塾叫“设帐”，结束叫“撤帐”。蒲松龄“屡设帐缙绅家”，长达五十年，其中三十年在淄川西铺毕府度过。清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到毕家坐馆。毕家在明末是名门望族，学东毕际有之父叫毕自严，号“白阳”，官至户部尚书，故称“白阳尚书”，其弟毕自肃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御史。毕际有在顺治二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县知县，后升任江南通州知州。因解运漕粮，积年亏欠，赔补不上，被罢官。毕际有归乡后，无意再进官场，乐于在诗酒琴棋、园林景色、子孙绕膝中享受人生乐趣。毕际有的十六个孙子都成了蒲松龄的学生。

蒲松龄作为老师还是十分称职的，他教毕家子弟读四书五经，学制艺文，教“事亲敬长之节，威仪进退之文”。难能可贵的是，蒲松龄打破常规，引导毕家子弟学习诗歌写作，研读《庄子》《列子》，他认为这才是“千古之奇文”。这在当时属于惊世之举。坐馆期间，蒲松龄还到济南参加过三年一次的乡试，也带他的学生到济南参加考试。

此后，蒲松龄还到沂蒙山腹地的沂水县城西南部刘家做过塾师，其创作的短篇小说《钱流》，据说就是以刘家为背景写成的。再后来，蒲松龄又到沂水县沙沟镇李家设馆授徒，此处离齐长城关口穆陵关不远，教学之余，蒲松龄便常去关前山河寺，在唐代银杏树下，与寺内高僧品茗赏景、谈古论今，了解了不少掌故，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沂水秀才》《杜翁》等十多篇以沂水为背景的小说。

因为有了塾师的经历，除了《聊斋志异》外，蒲松龄还撰写了《塾师四苦》《学究自嘲》《教书词》《先生论》等专著和戏曲剧本《闹馆》，生动地反映了塾师的地位和日常生活，给今天研究私塾教育和塾师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杜受田：影响朝政的一代帝师

在古代，有一种老师是特殊的存在，就是皇帝的老师。在清朝的众多帝师中，有一位山东人，他就是杜受田。

杜受田，字芝农，滨州人，清道光三年(1823)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任山西学政。道光十五年(1835)被特召进京，授职洗马，值上书房。道光十六年，杜受田被选为四皇子奕詝的老师。杜受田从奕詝6岁起开始对其进行教育，其推崇儒家经典和唐虞三代的教育方式使后来成为咸丰皇帝的奕詝高度重视儒学思想和祖宗制度，并希望借此解决王朝面临的危机。即位后，咸丰帝感激老师的教导，任命杜受田为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位极人臣。咸丰帝把杜受田看做重要辅相，凡国家大事或重要安排必征询他的意见。

杜受田逝世后，咸丰帝伏案痛哭流涕，亲自带领大臣前往祭奠，并追赠杜受田为太师大学士，谥号“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