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国博新展：文明星河互鉴越千年

文|肖焕

8月27日，《文明的星河——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博物馆藏文物联展》在北京国博开幕，展览以“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主题，汇集了上合组织各成员国10家文博机构的文物珍品220件（套）。这些展品既展现了各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脉络，也折射出历史上各国之间的交往互动与文化交融。

“龙”作为一种跨越文明与地域的幻想生物，在不同文化中各具独特含义，却无一不映照出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对未知世界的想象以及对精神价值的追寻。此次联展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三条串联起文化多样性之美的“龙”：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猪龙、来自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博物馆的红砂岩磨盘上的鱼形龙、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浮雕龙头。

红山文化玉猪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龙形玉器之一，可谓中华龙文化的雏形。它通体呈弯曲的“C”形，首尾相接，身体线条流畅，已有了抽象化“龙”的特征；头部则肥硕宽厚，鼻吻上翘，眼睛圆睁，因而学界习惯称之为“猪龙”。关于这一神兽的真正含义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它是以猪为原型，因为考古发现猪在红山文化中已逐渐家畜化，常常作为随葬品并在祭祀中出现，因此，猪可能象征着丰产、繁衍和财富；而呈环状盘绕的龙身则被认为具有蛇的特征，蛇在红山文化中可能象征了土地和繁殖力。也有人认为它以熊为原型，其耸立的耳朵更似有熊的神采，而东北地区历史上确有熊崇拜的风俗，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多次出土熊的下颌骨，甚至在女神庙的主室中心位置还发现了泥塑的熊下颌。因此，熊作为勇猛强大的森林动物，很可能在当时成为部落图腾的存在，并被神化成“龙”这样的幻想生物。但是不论其起源究竟为何，玉猪龙都展现了红山文化先民对自然力量的崇拜及对于繁荣富饶的追求。

而在大约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巴基斯坦锡尔卡普，也曾出现一条“龙”。这一龙首鱼身的神兽被雕刻在一个红砂岩磨盘的底座上，可能被寄寓了对于丰收和护佑富足生活的希望。出土这条“龙”的锡尔卡普古城由希腊人在公元前2世纪建立，那里发现了很多希腊化文物，例如刻有希腊国王头像的硬币和希腊神话题材的石板。而希腊文化也和当地文化产生了交融，诞生了别具一格的具有希腊风格的佛教艺术形式。希腊女神阿耳忒弥斯佩戴印度脚链的细节、融合了希腊神殿柱式风格的半圆形佛寺和双头鹰佛塔都是这一文化碰撞的表现，这次展出的鱼身龙兽很可能也诞生于此。印度神话中作为恒河女神和水神坐骑、象征了繁衍的摩伽罗，希腊神话中硕大无朋的蛇形海怪赛特斯，都可能是它的灵感来源。由此可见，这条来自巴基斯坦的“龙”承载着多种文化幻想交融的意味。

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走向乌兹别克斯坦的瓦拉赫沙古城遗址，一个额上长着前弯小角、张口露齿、威风凛凛的龙首映入眼帘。专家推测这件浮雕是公元8世纪的建筑构件，可能代表着等级身份。这个栩栩如生的龙首背后是绚丽的粟特文化，其艺术风格融合了萨珊波斯、印度和中原文化的元素，粟特人注重描绘自然世界和超自然神话，并时常将其延伸到对自身世界的描绘中。因此，这件位于建筑物之上的龙首很可能源于一个关于勇敢和守护的传说故事。

这三条文化背景不同却各具特色的“龙”表现出先民对自然与超自然的崇拜与幻想，亦展现了文化交流与交融的主题，正如策展人王志强所说：“龙是中华文明的图腾性富豪，龙的形象出现在上合组织多个成员国的古代文物中，是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西汉时期，大漠黄沙之上的一行行西行足迹和悦耳的驼铃，标志着连接中西方的商道丝绸之路。除了沉甸甸的商品，文化与艺术也在悄然跟随商队旅行。骆驼是丝路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之一，唐代丝绸之路繁荣发展，骆驼与胡人的形象常常出现在壁画或雕像中。此次联展中就有一件栩栩如生的绿釉胡人骑驼陶俑，它是出土于西安独孤思敬墓的唐代随葬品，由骑驼胡人俑与骆驼组合而成。胡人俑高鼻深目，头戴幞头，身着短袄长裤，腰间挂一香囊，右臂举鞭，俨然神气的商人形象；双峰驼昂首瞠目，作卷舌嘶鸣状，体壮健硕，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沙漠之舟”的风采。这件雕像是丝绸之路极具艺术性的见证，胡俑体现的粟特人在丝路贸易中的活跃地位、香囊配饰体现的香料贸易的流行，甚至骆驼的鞍具形制都为研究唐代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而青花瓷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品，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者。国博馆藏的元青花莲池鸳鸯纹图菱花口盘是景德镇窑烧制的臻品，也是一个承载着多样文化的“调色盘”。它通体使用从西亚地区进口的“苏麻理青”颜料，呈沉稳深邃的靛蓝色，刻画了莲花鸳鸯满池娇、海水浪花轻涌起之和谐，又辅以凸起的桃、石榴、菊花等花纹和外壁的俯仰莲瓣纹。像这样口径超过35厘米的大盘，因其器物功能不符合当地生活传统，在元代之前极其少见，因此这口大盘可能如策展人王志强介绍的那样，是元代统治阶层用品或为西亚、中东地区订制的外销瓷器。同时展出的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萨法维王朝青花瓷瓶则是青花瓷在海外受到青睐的证明。横跨公元16世纪至18世纪的萨法维王朝对中国青花瓷的强烈兴趣，使得大批瓷器通过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伊朗宫廷，而青花瓷上曼妙的图案又激发了伊朗工匠融合本土审美的再创造力，这件瓷瓶便是一个将波斯器形和中国纹饰巧妙结合的实例。